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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初，华夏大地的孩子们开始纵情歌唱：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歌唱我们的幸福，，歌唱祖国的富强
很好，很美，很向上。因为唱了多年，旋律和歌词已深深地刻录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以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人还能从头到尾一字不拉地背了出来。
今天，我漫步在我们整洁的小区花园里。六月的阳光依然明媚灿烂，六月的鲜花却更艳更香了。木槿、石榴、蔷薇、玫瑰，红得那么奔放，那么迷人；栀枝、玉兰、合欢、玉簪，香得那么醉人，那么悠远；而蜜蜂和蝴蝶们，又舞得那么欢欣，那么如痴如醉半个世纪前我们还贫穷着呢，虽然歌声嘹亮，但没有精力和心情去打造这种既不当吃又不当穿的花园。
五十多年前，正当我和同学们热情高歌的时候，我家却突遭变故：我的父亲因纯粹的冤案鎯当入狱。母亲无力养活我们四个孩子，把7岁的我暂时寄养在县城的大舅家里。
城里到底是城里，乡下还不知“少年儿童队”(少年先锋队的旧称)是何物，城里孩子的胸前已飘荡着红领巾了。我插班到县小的二年级乙班，这个班已经有五六名光荣的少年儿童队员了。
说实在的，在家里我并不是个优秀孩子，岂止不优秀，还可以说异常顽皮：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把邻家的鸡追得魂飞魄散，因为它们偷吃了我家刚刚栽下的菜秧。上课时我爱做小动作，时不时的插嘴打诨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做作业也不怎么仔细，常常出些不该出的差错。因此放学回了家，挨骂挨揍就在所难免了。
可是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寄人篱下的生活让我突然乖顺起来。凭良心说，大舅和大舅妈并没有虐待过我，连呵斥一声也没有。可那时的我已变得非常敏感，常常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在我的头上。我清楚的意识到大舅家不是自己的家，我不能随心所欲，不能讨人嫌，更不能犯了某种错误而被大舅赶回乡下去。表妹比我才小两个月，清早，她赖在被窝里睡懒觉时，我则早早起来，拿着比我还高出一头的大扫帚，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饭后，表妹歪在舅妈怀里呢喃撒娇，我则拿了自己的饭碗，到水龙头上冲洗去，——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么干，一切都是我诚恐诚惶主动去做的。
我在那个二乙班里就读，好学生应该做到的，我全都做到了。可是因为我衣衫的陈旧，再加上鞋尖上的旧皮补丁，一位姓林的女同学总欺负我，她恶声恶气地骂我“乡下囡”一有机会便来抓我，掐我，把我的手背弄得都满是指甲痕，我却不敢反抗，惟有忍气吞声、偷偷掉泪的份儿。
可是这却成全了我，我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好学生了。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始，班里就把我列入了少年先锋队的发展对象。我跟着老队员们，虔诚地背诵“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心里充满敬畏。我们背诵得很庄严，很神圣，这种庄严和神圣感至今依然如故。一位比我才大一岁的老队员还煞有介事地找我谈话，他侃侃而谈，一个9岁的男生能侃侃而谈！直以到今天，我还没见过有谁比他更能说话的！
我总是听，默默地听着，却一声不吭。我不是哑巴，也不是无话可说，我是怕我的乡下口音招人讥笑，再说他的健谈让我觉得压抑。我想他是遇见了一个最糟糕的听众，让他的精彩演说变得索然无味。大概谈了三四次之后，他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当时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我才8岁。”为什么说这四个字？因为我们的语文课本上说：到了9岁，我们要参加少年儿童队。我想我才8岁，是不应该、也没资格参加这个神圣的组织的。
可是学校并没有在乎我才8岁。就在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和几位小哥哥小姐姐们站在大礼堂的讲台上，我的心跳得比鼓乐声还激烈，我的脸胀得通红，一位长相甜美的辅导员认真地替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随着一个标准的敬礼，我成了学校第二批光荣的少先队员了。
心中的阴霾渐渐淡去，自信也一点点地回来。那一首歌儿自然唱得更加畅达了：从新疆唱到珠江，从东北唱到西南，也和国际小朋友，一起快乐歌唱
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谁，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它是最动听、最完美的。我反复地歌唱它，细细地品味它，越发觉得它的无懈可击。一首唱了五十多年的歌，居然一点也没有老去，没有过时。“我们自由地歌唱，在这光荣的土地上！”
我羡慕现在的孩子们，也衷心地祝福孙辈们幸福健康。“我们要学好本领，把身体锻炼强壮，”但有时我会感到，如今的孩子们都忙着“学好本领”却忽略了“把身体锻炼强壮”前不久某集团公司举办了一次登楼比赛，不少参赛的中学生都跑得呕吐了，瘫在地上了，甚至还晕倒了。家长们急坏了，救护车也出动了。想当初我们上初中的时候，跑步、爬山根本不在话下，去雁荡山那100多里路不但是徒步的，还肩挑着被、褥和草席。农忙时，一天十二三个小时的割稻插秧，连腰都很少直一下。所以这以后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我们才能坦然面对，才能安然渡过。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神经，哪里敢奢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我隐隐地担忧那些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们，他们缺乏挫折教育这一课，他们的腿脚会不会总是坐车子而蜕化？他们的味蕾会不会被山珍海味所异化？他们让人哄着疼着惯了，能不能去学会关爱别人？他们的综合素质，会不会输给外国的孩子们？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在这欢乐的节日里，让我们继续放歌吧：也和国际小朋友，一起快乐地歌唱。说的话儿不同，唱的歌儿一样。歌唱和平，全人类的共同希望！
上世纪50年代初，华夏大地的孩子们开始纵情歌唱：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歌唱我们的幸福，，歌唱祖国的富强
很好，很美，很向上。因为唱了多年，旋律和歌词已深深地刻录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以至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人还能从头到尾一字不拉地背了出来。
今天，我漫步在我们整洁的小区花园里。六月的阳光依然明媚灿烂，六月的鲜花却更艳更香了。木槿、石榴、蔷薇、玫瑰，红得那么奔放，那么迷人；栀枝、玉兰、合欢、玉簪，香得那么醉人，那么悠远；而蜜蜂和蝴蝶们，又舞得那么欢欣，那么如痴如醉半个世纪前我们还贫穷着呢，虽然歌声嘹亮，但没有精力和心情去打造这种既不当吃又不当穿的花园。
五十多年前，正当我和同学们热情高歌的时候，我家却突遭变故：我的父亲因纯粹的冤案鎯当入狱。母亲无力养活我们四个孩子，把7岁的我暂时寄养在县城的大舅家里。
城里到底是城里，乡下还不知“少年儿童队”(少年先锋队的旧称)是何物，城里孩子的胸前已飘荡着红领巾了。我插班到县小的二年级乙班，这个班已经有五六名光荣的少年儿童队员了。
说实在的，在家里我并不是个优秀孩子，岂止不优秀，还可以说异常顽皮：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把邻家的鸡追得魂飞魄散，因为它们偷吃了我家刚刚栽下的菜秧。上课时我爱做小动作，时不时的插嘴打诨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做作业也不怎么仔细，常常出些不该出的差错。因此放学回了家，挨骂挨揍就在所难免了。
可是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寄人篱下的生活让我突然乖顺起来。凭良心说，大舅和大舅妈并没有虐待过我，连呵斥一声也没有。可那时的我已变得非常敏感，常常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笼罩在我的头上。我清楚的意识到大舅家不是自己的家，我不能随心所欲，不能讨人嫌，更不能犯了某种错误而被大舅赶回乡下去。表妹比我才小两个月，清早，她赖在被窝里睡懒觉时，我则早早起来，拿着比我还高出一头的大扫帚，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饭后，表妹歪在舅妈怀里呢喃撒娇，我则拿了自己的饭碗，到水龙头上冲洗去，——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么干，一切都是我诚恐诚惶主动去做的。
我在那个二乙班里就读，好学生应该做到的，我全都做到了。可是因为我衣衫的陈旧，再加上鞋尖上的旧皮补丁，一位姓林的女同学总欺负我，她恶声恶气地骂我“乡下囡”一有机会便来抓我，掐我，把我的手背弄得都满是指甲痕，我却不敢反抗，惟有忍气吞声、偷偷掉泪的份儿。
可是这却成全了我，我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好学生了。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始，班里就把我列入了少年先锋队的发展对象。我跟着老队员们，虔诚地背诵“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心里充满敬畏。我们背诵得很庄严，很神圣，这种庄严和神圣感至今依然如故。一位比我才大一岁的老队员还煞有介事地找我谈话，他侃侃而谈，一个9岁的男生能侃侃而谈！直以到今天，我还没见过有谁比他更能说话的！
我总是听，默默地听着，却一声不吭。我不是哑巴，也不是无话可说，我是怕我的乡下口音招人讥笑，再说他的健谈让我觉得压抑。我想他是遇见了一个最糟糕的听众，让他的精彩演说变得索然无味。大概谈了三四次之后，他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当时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我才8岁。”为什么说这四个字？因为我们的语文课本上说：到了9岁，我们要参加少年儿童队。我想我才8岁，是不应该、也没资格参加这个神圣的组织的。
可是学校并没有在乎我才8岁。就在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和几位小哥哥小姐姐们站在大礼堂的讲台上，我的心跳得比鼓乐声还激烈，我的脸胀得通红，一位长相甜美的辅导员认真地替我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随着一个标准的敬礼，我成了学校第二批光荣的少先队员了。
心中的阴霾渐渐淡去，自信也一点点地回来。那一首歌儿自然唱得更加畅达了：从新疆唱到珠江，从东北唱到西南，也和国际小朋友，一起快乐歌唱
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谁，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它是最动听、最完美的。我反复地歌唱它，细细地品味它，越发觉得它的无懈可击。一首唱了五十多年的歌，居然一点也没有老去，没有过时。“我们自由地歌唱，在这光荣的土地上！”
我羡慕现在的孩子们，也衷心地祝福孙辈们幸福健康。“我们要学好本领，把身体锻炼强壮，”但有时我会感到，如今的孩子们都忙着“学好本领”却忽略了“把身体锻炼强壮”前不久某集团公司举办了一次登楼比赛，不少参赛的中学生都跑得呕吐了，瘫在地上了，甚至还晕倒了。家长们急坏了，救护车也出动了。想当初我们上初中的时候，跑步、爬山根本不在话下，去雁荡山那100多里路不但是徒步的，还肩挑着被、褥和草席。农忙时，一天十二三个小时的割稻插秧，连腰都很少直一下。所以这以后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我们才能坦然面对，才能安然渡过。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和坚强的神经，哪里敢奢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我隐隐地担忧那些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们，他们缺乏挫折教育这一课，他们的腿脚会不会总是坐车子而蜕化？他们的味蕾会不会被山珍海味所异化？他们让人哄着疼着惯了，能不能去学会关爱别人？他们的综合素质，会不会输给外国的孩子们？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在这欢乐的节日里，让我们继续放歌吧：也和国际小朋友，一起快乐地歌唱。说的话儿不同，唱的歌儿一样。歌唱和平，全人类的共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