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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我总是想好一个自认为很绝妙的题目才开始动笔。写了一些文字以后，我越来越意识到题目的重要性了。一个好的题目，差不多就是一切。比如醉花打人爱谁谁。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题目，就被迷住了。醉花，打人，爱谁谁。我一遍遍地念着，心里生出许许多多莫可名状的滋味来。醉花，打人，爱谁谁，我几乎要骂人了，她是怎么想出来的呢。虽说到现在我还没有读到这本书，但显然，它已经在我心里扎了根，肯定会有许多人说它的不好，那丝毫影响不了我对它的喜爱。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这样喜欢过一本书，尽管我还没读。
我要写的这篇文章，已经酝酿很久了，差不多在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动过要写它的念头。一直没写，就是因为题目。两个月之前，差点动笔了。一个题目落到我的笔尖，刘老倌和郭靖的武功。当时多激动，心脏要跳出来似的，为了不让它突然跳到桌子上，我一枝接一枝地抽烟，一杯接一杯地喝水。心脏不再瞎蹦的时候，我就不想写它了。这叫什么题目呢。因为题目，我已经吃过很多亏了。读者总是批评我的文章结构太散，主题太多，不知所云。读者的批评是对的，我归咎于题目。我想，题目一定不要太实在，越虚越好，越让人摸不着头脑越好。比如1976：青苔，或者水葵，比如尖叫的水流，比如周围，你越琢磨越觉得意趣无穷，可是你想破脑壳也想不明白他们会在文章里写些什么，所以他们不管写什么，你都觉得好。否则，读者第一眼瞄到你的题目，哦，你是这个意思，一读文章，不是这个意思，或者主要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读了半天没出来这个意思，那你就自认倒霉吧，他要批评你了。我就是想到这里，心脏冷静下来的。读者一看，哦，刘老倌和郭靖的武功，那就主要是写刘老倌和郭靖了，写他们两个人的武功，你再写别的，比如我现在想写的，师兄和师弟，那就显然有些离谱了。于是，我搁笔两个月，等一个再次让我心脏瞎蹦的好题目。
我现在并不是特别想动笔，虽然想了一个题目师兄师弟，总觉得不够高妙。师兄，师弟，。师兄，师弟，。我念来念去，总是师兄师弟四个字，无论如何念不出来“醉花，打人，爱谁谁”的味道。我很是失望，但我想，不能再等了，先凑合着就用师兄师弟吧。
关于开头，我打算这样写：有一阵子，陌生的面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村庄。这样写，我觉得文章的气味就出来了。文章是有气味的，好文章的第一句就散发出不可抗拒的气味，或温情，或忧伤，或滑稽，或庄重，或者还有别的，读者一下就捕捉到了。我认为我这样开头有马尔克斯的味道，有一些神秘，有一些不安，或者，还有一些别的。
我明白，这样开头，读者可能会误会，以为我矫情，故意搞得神秘兮兮的。事实上，我是如实地描写，这个年代，似乎越是真实就越成了虚妄，我没有办法。我不想虚构任何东西，只是记录生活，可是许多人都说我写的是小说，不是散文，我百口莫辩，只有沉默。
那是八七年的事了。在村庄里走着走着，猛一回头，常常就会看见一个从没见过的人跟在身后。他们的穿着和行头都差不多，头上戴个“撮撮帽（又叫特务帽）”肩上搭个布袋子，两只手插在裤袋里。你一回头，他步子就慢下来，眼睛迎着你的眼睛，有些躲闪，有些迷茫，你盯得久了，他的脸上就堆出一些笑来。你不理他，继续走，再回头，呵呵，他还是不近不远地跟着你，还是躲闪，还是迷茫，还是堆出笑来。你就快跑，风一样地跑到家里，呵呵，你前脚踏过门槛，他后脚迈上了台阶。你觉得害怕，他已经和你爹谈起了生意。
至少有三个人是这样跟在我屁服后面进了我家的。
第一个是在木板上画画的。爹从阁楼上拖下两根又圆又粗的木头，扔到“撮撮帽”的脚下。“撮撮帽”从布袋里变戏法似地掏出斧子，锯子，刨子，一个上午就做出一块光溜溜的长方形的木板来。又花了一个下午“撮撮帽”在木板上画了河流，大树，石头，亭子，河流里画了四只鸭子，大树上画了两只麻雀，亭子里画了三个小人。“撮撮帽”说，叫“伴凉亭”吧。爹点点头。“撮撮帽”说，边框上再装上彩灯吧。爹点点头。三下两下，花花绿绿的彩灯就亮了“伴凉亭”成了天堂似的。这个该死的“伴凉亭”害死我了，有天落雨，出不了工，爹说，你搞篇作文出来，题目就写“伴凉亭”我搬把椅子坐在亭子下面，看得脑壳发晕，看得眼睛放花，不晓得从哪里下手。爹看我一个小时过去还没动笔，操起扁担就扫过来，扫在椅子上，说，你这蠢货，还想吃公家饭，讨饭还差不多。我从椅子上跌下来，坐在地上懒得动。爹手里如果没有扁担，我想我可能会鸣冤。公家饭不是我说的，凭什么怪到我的头上呢，我想都没想过要吃公家饭。我看着爹的扁担，不敢张嘴，心里恨死了周医生。周医生是乡里的兽医，专门给猪、牛、鸡、鸭看病，捎带还阉猪，阉鸡，薄薄一把刀在猪或鸡的肚皮上划拉一下，就掏出滚圆滚圆的两坨肉来。周医生那天掏完我家那只花叫鸡的肚子后，进了我家茅厕。从茅厕出来，他喝了酒似的把脸涨得通红，手里举着一张纸，冲到我爹跟前。你的崽，长大了要吃公家饭。爹把眼睛瞪得溜圆，嘴唇有些抖。爹最信周医生的话，爹说，周医生是乡干部呢，喝过墨水的。周医生说他的崽要吃公家饭，那是在他心里点了一把火。他的爷爷是地主，他的爹是富农，他的崽会吃公家饭？爹扯住周医生的胳膊，说，真的，你说话算数。周医生说，你放心，我看人只看字，从来没有看错过，你的崽写的字是我所有看过的最有出息的，他不吃公家饭，你把我的名字倒着写。我瞄了一眼他手里那张纸，是我写的一篇作文，题目是谢明华是我们的榜样。呵呵，我差点笑出来，他要是看了接下来的那页，就不会那么说了。当然，他不可能看到，我早就把它撕了。那一页上有语文老师的批语：扯开两头打架的牛，就成了你的榜样，你玩一世的泥巴吧。看来，爹真拿周医生的话当话听了，以为我真会吃公家饭。
第二个是卖笛子的。长长短短的笛子插在他的布袋子里，手里还握着一枝，吹出呜呜哇哇的声音。说他跟着我，还不如说我带着他，我故意走得慢一些，时时回头，生怕他没有跟上。我做梦都想要一枝笛子，一起耍的，大的小的，都抓根笛子在手里，横在嘴边，不可一世。谢明华会吹十五的月亮了，邓三球会吹血染的风采了，我还没有笛子，想起来就想哭。我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慢一拍半拍的，那时是那样，现在还是那样。昨天在办公楼的电梯里遇到一个比我低一届的校友，心里突然有些酸。他已经挂上少校了，我还是上尉。早几天，他还挂着上尉，和我说话，一口一个师兄地叫着，挂了少校，他拍着我的肩说，最近怎么样。我把他的手扒拉下来，说，挺好的。他不说话了，出电梯，说了一句，再见。我说，再见。我想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了。反正我总是别比人慢。大学毕业时，大伙儿都行踪诡秘，神龙见首不见尾，我独自泡在图书馆，一本书读得昏天黑地。个个心里都有底了，上北京，下广州，进机关，去总部，就我一个，八字没一撇。不能再说了，再说又要扯到爹身上，可是，想要绕过爹又是不可能的。爹的耳提面命是我一辈子都比别人慢的根子所在。爹说，要记住，你家里成份不好，凡事不要出头，要夹着尾巴做人。在买笛子这件事上，我想爹也是出于这个考虑，绝对不是我那时想的，爹舍不得掏那个钱。那时，麻价涨到十三块钱一斤了，虽说新屋刚起来，家底掏得差不多了，可是一枝笛子才五毛钱，最好的那种才一块钱，还赠送一盒笛膜。一块钱，一两麻还不到，爹不是那种小气鬼。不管怎样，我把卖笛子的“撮撮帽”领到了爹的跟前。爹果然大方，一下给我买了两枝，都是最好的。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把十五的月亮和血染的风采都学会了。
第三个就是刘老倌了。当然，写的时候我不会让刘老倌这么晚才出... -->>
一般来说，我总是想好一个自认为很绝妙的题目才开始动笔。写了一些文字以后，我越来越意识到题目的重要性了。一个好的题目，差不多就是一切。比如醉花打人爱谁谁。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题目，就被迷住了。醉花，打人，爱谁谁。我一遍遍地念着，心里生出许许多多莫可名状的滋味来。醉花，打人，爱谁谁，我几乎要骂人了，她是怎么想出来的呢。虽说到现在我还没有读到这本书，但显然，它已经在我心里扎了根，肯定会有许多人说它的不好，那丝毫影响不了我对它的喜爱。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这样喜欢过一本书，尽管我还没读。
我要写的这篇文章，已经酝酿很久了，差不多在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就动过要写它的念头。一直没写，就是因为题目。两个月之前，差点动笔了。一个题目落到我的笔尖，刘老倌和郭靖的武功。当时多激动，心脏要跳出来似的，为了不让它突然跳到桌子上，我一枝接一枝地抽烟，一杯接一杯地喝水。心脏不再瞎蹦的时候，我就不想写它了。这叫什么题目呢。因为题目，我已经吃过很多亏了。读者总是批评我的文章结构太散，主题太多，不知所云。读者的批评是对的，我归咎于题目。我想，题目一定不要太实在，越虚越好，越让人摸不着头脑越好。比如1976：青苔，或者水葵，比如尖叫的水流，比如周围，你越琢磨越觉得意趣无穷，可是你想破脑壳也想不明白他们会在文章里写些什么，所以他们不管写什么，你都觉得好。否则，读者第一眼瞄到你的题目，哦，你是这个意思，一读文章，不是这个意思，或者主要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读了半天没出来这个意思，那你就自认倒霉吧，他要批评你了。我就是想到这里，心脏冷静下来的。读者一看，哦，刘老倌和郭靖的武功，那就主要是写刘老倌和郭靖了，写他们两个人的武功，你再写别的，比如我现在想写的，师兄和师弟，那就显然有些离谱了。于是，我搁笔两个月，等一个再次让我心脏瞎蹦的好题目。
我现在并不是特别想动笔，虽然想了一个题目师兄师弟，总觉得不够高妙。师兄，师弟，。师兄，师弟，。我念来念去，总是师兄师弟四个字，无论如何念不出来“醉花，打人，爱谁谁”的味道。我很是失望，但我想，不能再等了，先凑合着就用师兄师弟吧。
关于开头，我打算这样写：有一阵子，陌生的面孔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村庄。这样写，我觉得文章的气味就出来了。文章是有气味的，好文章的第一句就散发出不可抗拒的气味，或温情，或忧伤，或滑稽，或庄重，或者还有别的，读者一下就捕捉到了。我认为我这样开头有马尔克斯的味道，有一些神秘，有一些不安，或者，还有一些别的。
我明白，这样开头，读者可能会误会，以为我矫情，故意搞得神秘兮兮的。事实上，我是如实地描写，这个年代，似乎越是真实就越成了虚妄，我没有办法。我不想虚构任何东西，只是记录生活，可是许多人都说我写的是小说，不是散文，我百口莫辩，只有沉默。
那是八七年的事了。在村庄里走着走着，猛一回头，常常就会看见一个从没见过的人跟在身后。他们的穿着和行头都差不多，头上戴个“撮撮帽（又叫特务帽）”肩上搭个布袋子，两只手插在裤袋里。你一回头，他步子就慢下来，眼睛迎着你的眼睛，有些躲闪，有些迷茫，你盯得久了，他的脸上就堆出一些笑来。你不理他，继续走，再回头，呵呵，他还是不近不远地跟着你，还是躲闪，还是迷茫，还是堆出笑来。你就快跑，风一样地跑到家里，呵呵，你前脚踏过门槛，他后脚迈上了台阶。你觉得害怕，他已经和你爹谈起了生意。
至少有三个人是这样跟在我屁服后面进了我家的。
第一个是在木板上画画的。爹从阁楼上拖下两根又圆又粗的木头，扔到“撮撮帽”的脚下。“撮撮帽”从布袋里变戏法似地掏出斧子，锯子，刨子，一个上午就做出一块光溜溜的长方形的木板来。又花了一个下午“撮撮帽”在木板上画了河流，大树，石头，亭子，河流里画了四只鸭子，大树上画了两只麻雀，亭子里画了三个小人。“撮撮帽”说，叫“伴凉亭”吧。爹点点头。“撮撮帽”说，边框上再装上彩灯吧。爹点点头。三下两下，花花绿绿的彩灯就亮了“伴凉亭”成了天堂似的。这个该死的“伴凉亭”害死我了，有天落雨，出不了工，爹说，你搞篇作文出来，题目就写“伴凉亭”我搬把椅子坐在亭子下面，看得脑壳发晕，看得眼睛放花，不晓得从哪里下手。爹看我一个小时过去还没动笔，操起扁担就扫过来，扫在椅子上，说，你这蠢货，还想吃公家饭，讨饭还差不多。我从椅子上跌下来，坐在地上懒得动。爹手里如果没有扁担，我想我可能会鸣冤。公家饭不是我说的，凭什么怪到我的头上呢，我想都没想过要吃公家饭。我看着爹的扁担，不敢张嘴，心里恨死了周医生。周医生是乡里的兽医，专门给猪、牛、鸡、鸭看病，捎带还阉猪，阉鸡，薄薄一把刀在猪或鸡的肚皮上划拉一下，就掏出滚圆滚圆的两坨肉来。周医生那天掏完我家那只花叫鸡的肚子后，进了我家茅厕。从茅厕出来，他喝了酒似的把脸涨得通红，手里举着一张纸，冲到我爹跟前。你的崽，长大了要吃公家饭。爹把眼睛瞪得溜圆，嘴唇有些抖。爹最信周医生的话，爹说，周医生是乡干部呢，喝过墨水的。周医生说他的崽要吃公家饭，那是在他心里点了一把火。他的爷爷是地主，他的爹是富农，他的崽会吃公家饭？爹扯住周医生的胳膊，说，真的，你说话算数。周医生说，你放心，我看人只看字，从来没有看错过，你的崽写的字是我所有看过的最有出息的，他不吃公家饭，你把我的名字倒着写。我瞄了一眼他手里那张纸，是我写的一篇作文，题目是谢明华是我们的榜样。呵呵，我差点笑出来，他要是看了接下来的那页，就不会那么说了。当然，他不可能看到，我早就把它撕了。那一页上有语文老师的批语：扯开两头打架的牛，就成了你的榜样，你玩一世的泥巴吧。看来，爹真拿周医生的话当话听了，以为我真会吃公家饭。
第二个是卖笛子的。长长短短的笛子插在他的布袋子里，手里还握着一枝，吹出呜呜哇哇的声音。说他跟着我，还不如说我带着他，我故意走得慢一些，时时回头，生怕他没有跟上。我做梦都想要一枝笛子，一起耍的，大的小的，都抓根笛子在手里，横在嘴边，不可一世。谢明华会吹十五的月亮了，邓三球会吹血染的风采了，我还没有笛子，想起来就想哭。我做什么事情都比别人慢一拍半拍的，那时是那样，现在还是那样。昨天在办公楼的电梯里遇到一个比我低一届的校友，心里突然有些酸。他已经挂上少校了，我还是上尉。早几天，他还挂着上尉，和我说话，一口一个师兄地叫着，挂了少校，他拍着我的肩说，最近怎么样。我把他的手扒拉下来，说，挺好的。他不说话了，出电梯，说了一句，再见。我说，再见。我想也许是我过于敏感了。反正我总是别比人慢。大学毕业时，大伙儿都行踪诡秘，神龙见首不见尾，我独自泡在图书馆，一本书读得昏天黑地。个个心里都有底了，上北京，下广州，进机关，去总部，就我一个，八字没一撇。不能再说了，再说又要扯到爹身上，可是，想要绕过爹又是不可能的。爹的耳提面命是我一辈子都比别人慢的根子所在。爹说，要记住，你家里成份不好，凡事不要出头，要夹着尾巴做人。在买笛子这件事上，我想爹也是出于这个考虑，绝对不是我那时想的，爹舍不得掏那个钱。那时，麻价涨到十三块钱一斤了，虽说新屋刚起来，家底掏得差不多了，可是一枝笛子才五毛钱，最好的那种才一块钱，还赠送一盒笛膜。一块钱，一两麻还不到，爹不是那种小气鬼。不管怎样，我把卖笛子的“撮撮帽”领到了爹的跟前。爹果然大方，一下给我买了两枝，都是最好的。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把十五的月亮和血染的风采都学会了。
第三个就是刘老倌了。当然，写的时候我不会让刘老倌这么晚才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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