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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夏，因老来怀旧，不能自已，常常梦返故里，便频频回到老家－－－泽州县长河源头的中村村，寻觅童年、少年时的伙伴儿及曾经生活之足迹。往事如昨，历历在目，在与朝如青丝暮成雪的白发老人们闲聊中，有幸找到一本族人祖上传下来用毛笔抄写在棉纸上的祈雨底账，题款为“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立－－－中村公所段世昌续謄”于既喜出望外又诚惶诚恐中仔细翻阅这一位位有心人留下来的亲笔卷帙，不但字迹工整娟秀，而且文笔简洁笃实。所记录的内容囊括了从乾隆四十八年至民国二十四年，亦即1784年－－－1935年绵延150年几代村人亲身经历以祈雨为主要见闻的鲜活史实。其中一段关于蝗虫肆虐为害乡民的记载，让人感叹唏嘘，不忍卒读。由此记起段永魁的爷爷段兰生老人亲口对我等说过的“我爷爷说过，同治、光绪年间，又是蝗虫又是旱灾，颗粒无收，人吃人啊，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尸首都停放在南坪、南岸的地里，肚子鼓得圆圆的人都是吃了白岸土，拉不出来撑死了，活着的人无力去埋葬，站在村边儿看得清清楚楚”云云；想起母亲因闹蝗灾颠沛流离、逃荒要饭、吃糠咽菜的恓惶岁月，尤其是那稀溜滚烫的榆皮面糊糊，令人呕哕掩鼻的枕头糠炒面，因而落下吐酸水的老毛病，最后酿成胃癌不治之症而含恨辞世。联想到那么多乡亲前人在灾荒面前束手无策，纷纷倒毙，知有今日，该作何想？作为后人与儿子的我，睹此记载，白日食无味，夜梦泣惊魂，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该文中是这样叙述的：
“凤台河南只隔一山。古人有云，冰雨不下山，蝗虫不上山。同治初年以前，二百余载蝗虫上山一次，广吃田禾，不知多寡，无可考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九日，飞蝗入境，从东而来，忽然神岭、沟西、甲蚂蚁沟俱各甚多。卅日，沙疙瘩、红土圪尖、上河吃有田亩三四十亩。七月一日四面通有，满天乱飞，无法奈何。大社恭设牌位，四面祭献，又吃田禾三四顷。家家到地设立牌位，焚香敬献。男女幼童擅入地内，手拿竹竿好打几天。集上米价钱七百二十文，麦价钱五百八十文，茭子价钱四百五十文。此后三集无人出粜。七日顺东南而去，本境方圆还有，不大要紧。至七月十二日一通竟断，人心稍安。八月初间，又有蝻子入境，谷有七分之成，家家割谷连割代担，抢回家去，仅仅糊口。小麦未种，十月间地冻草枯，方可种麦。种麦以后，蝻子又吃三次。及至同治二年，人说蝻子又有。人心惶惶不能言说”
“光绪三年遭逢大旱，年景不好。阳城县东半县全无收成。秋收以后，阳城县卖女人天天来不止，三十五十无人所要。若有所要，人价一顿牛肉灌捞饭，人口饿死大半。际斯境也，处斯时也，人心难以为情也！遇此以后不知有命否？集上米价一千二百文，二月一千五六，三月两千一二，四月两千七八里长另为造册，人死六分，掉有四分，实难矣，好怕人年景也！”
“光绪十四年遭逢大旱光绪十七年又遇大旱，村中人心惶惶无有收成，真来无法可也。”
文中提到的“神岭、沟西、甲蚂蚁沟、沙疙瘩、红土圪尖、上河”等等都是村西庄稼地的名字，我小时候不知多少次跟着父兄长辈们去那里拾麦、割草、犁地、锄谷、熏肥、杀玉茭，谁知原来这里竟发生过如此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天灾浩劫。随后我查阅了地方志书等官方有关资料，证实了祈雨底账中的记载，一一如实，确凿无疑。所谓蝻子，就是蝗虫的幼虫；所谓光绪三年，就是人吃人的代名词。
据晋城市志载：“公元1862年（清穆宗同治元年）六月，境内飞蝗遍野，遮天盖地，所到之处，庄稼几乎被食尽。阳城知县征廉（汉军镶白旗人），组织百姓捕捉蝗虫，按斤奖赏。陵川知县杨光海设局收蝗虫。”
“同治六年春，凤台旱，小麦无收成。”
“公元1877年（清德宗光绪三年）是年，遭受特大旱灾，小麦无收成，秋庄稼不能下种，下种者干枯而死，颗粒不收。民大饥，一斗米值钱2500文，一斤面值钱140文。初则卖儿卖女，牛马鸡犬皆被食尽，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日，甚至研石为粉，和土充饥。树皮既尽，野草不生，出现人吃人的惨象。不分贫富，一律啼饥，饿殍遍野，人口死亡率达十之六七，严重的地方达十之八九。朝廷下诏蠲免赋税，调粮拨银赈济，也无济于事。”
“公元1943年，晋城县遭蝗旱大灾，麦苗枯死，树皮草根皆食尽，人口比战前减少10万多（抗战前是29万人）。高平县春夏无雨，蝗虫遮天盖地，夏粮全部被毁，秋粮几种几毁，致使百姓饿死、冻死、逃荒出走10万余人。”
据晋城县志载：“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六月，凤台飞蝗遍野。”
“同治六年（1867）春，凤台旱，小麦无收。六月，凤台见雨始下种，秋禾收成减半。”
“清德宗光绪三年（1877），是年大旱，小麦无收，秋稼难种，民大饥，斗米2500文。人死十之六七，甚者达十之八九。”
“民国32年（1943）是年，晋城县遭蝗旱大灾，麦苗枯死，树皮草根被食尽，境内只有19万人，比战前减少10万人。”
又据阳城县志载：“光绪三年（1877）罕见大旱。连续三年灾荒，人口由30万减至7万。”
到此为止，随便选出几个词语来，都是令现代人毛骨悚然，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如飞蝗入境、饿殍遍野、里长造册、卖儿卖女等等。
先来说说蝗虫：蝗虫是蝗科直翅目昆虫，全世界有超过上万种，在我国就有三百余种，如东亚飞蝗、稻蝗、竹蝗、意大利蝗、蔗蝗、棉蝗等，是农业和林业的主要害虫。其广泛分布于热带、温带的草地和沙漠地区。蝗虫的起源与其某些种群的灭绝，科学上至今仍不甚明了因由。百姓之所以称为蝗虫，是因其“吃皇粮”而得名。因为很久以前，蝗虫掠过国家储粮的仓库把粮食全吃了，人们觉得它是吃皇粮长大的，所以叫蝗虫；亦说蝗虫就是虫子们的皇上，因为它繁殖能力极强，对农作物的破坏力极大，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天马行空，莫可奈何，故名。
蝗虫的生活习性很有特点，主要是（1）它有集群而居的习性；（2）它有极强的繁殖能力；（3）它有多食性，也就是它能吃很多种植物；（4）它的飞翔能力很强；（5）它的卵深藏于地下，难于被破坏。当蝗群处于一定密度时，蝗虫会排列成行，开始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犹如统一行动，进入近邻的栖息地，并让越来越多的蝗虫加入进来，最终成为遮天蔽日的巨大蝗群。蝗虫数量之多，生命力之强，在昆虫界为罕见。能栖息在各种场所，在山区、森林、低洼地区、半干旱区、草原分布最多。在严重干旱时常会大量爆发，对自然界和人类形成灾害。蝗虫在我国有的地区一年能够发生夏蝗和秋蝗两代，在24c左右，蝗虫卵约21天即可孵化。近几年来非洲几次大蝗灾也都与当地的严重干旱相联系。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蝗虫是一种喜欢温暖干燥的昆虫，干旱使蝗虫大量繁殖，迅速生长，多的时候可达每平方米土中产卵4000～5000个卵块，每个卵块中有50～80粒卵，即每平方米有20万～40万粒卵。同时，在干旱年份，河、湖水面缩小，低洼地裸露，也为蝗虫提供了更多适合产卵的场所。
蝗灾，是指由蝗虫引发的灾变。根据我国几千年来史籍的记载，造成农业上毁灭性灾害的蝗虫，主要是飞蝗。一旦发生蝗灾，大量的蝗虫会吞食禾田，所到之处，靡有孑遗，使农业及农民遭受灭顶之灾，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以致因粮食奇缺而发生大范围饥荒。蝗灾与水、旱灾害常接二连三，交替作祟，一直是严重威胁我国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生活的三大自然灾害。蝗虫极喜温暖干燥，蝗灾往往和严重旱灾相伴而生，有所谓“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科学家认为，在某一自然环境中偶然聚集的蝗虫后腿彼此触碰，可能导致其改变习性，开始群体生活，其成员以同一方式大量增加，进而形成蝗灾。蝗灾是世界性的灾变，而且渊远流长。中国历史上迭起蝗灾，受灾区多集中于华北地区，苏、皖、鄂等省亦有分布，严重时可遍及整个黄土高原。据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时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
中国古代对蝗虫认知不多，故有“蝗神”、“神虫”的说法，又有“蝗鱼（虾）互化”之说。蝗灾的发生，自然因素是主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乃人为因素。蝗虫必须在植被覆盖率低于50％的土地上产卵，如果一个地方山清水秀，没有裸露的土地，蝗虫就无法繁衍。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历代史书都对蝗灾有详细记载，各类文学作品中也多有描述。甲骨文中的秋字，就是一个用火烤蝗虫的象形字，原因可能是秋天把抓到的蝗虫用火烧掉，作为一种灭蝗措施；或是把蝗虫烤熟后食用，是一种饮食习惯；当然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诗经？小雅？大田里也有关于治蝗的诗句：“去其螟螣（螣即蝗虫），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方法就是用火烧蝗虫。
笔者中村所传祈雨底账上记载蝗虫为害的区区550个字，佐证了市、县志书上历代史官之忠实记载，为研究当地农业生产演变发展、构建现代良性生态环境、长期有效地预防蝗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再说说饿殍遍野，笔者虽未亲历过此等恐怖，却间接地领略过其森然。文章一开始提到的段兰生老人所说的南坪、南岸停放死尸之事，笔者童年时、即上世纪五十年代跟随父母或小队长上地时，每当路过那里，总要看见塄边堰外所谓的船塘圪廊处，一溜散落着的骷髅骨架，尤其是那一个个残缺不全的脑瓜盖儿，两只黑洞洞的眼窝煞是吓人，心蹦蹦地跳，晚上老做噩梦。大人们说是蝗旱灾年饿死的人，顾不上买棺材下葬，就在南坪、南岸路边儿的高塄土壁上打个洞，草草一埋了事。因为绝了后代，断了香火，遗骨成了孤魂野鬼，年长日久故而裸露出来。遇到太平之年，有地方官员还要正儿八经地设醮撰文，宣读祭奠亡灵孤魂文以及葬枯骨疏，大概是“礼详月龄，具垂掩骼之文；辞按离骚，尤重招魂之句。盖所哀者民命，其可后于天时？爰收暴露之遗，俾反措安之兆。且希同志，共赞阴功，可为矜恤，当共瘗埋，庶为亡魂，一同薦拔。”云云。甚至每于蝗虫入境时，亦要有模有样地设坛祭拜。元初凤台县状元大儒李俊民，就曾为泽州长官段直撰写了不少祭文和疏祝，后人编辑的庄靖集里，就收集了多篇这种文字。
说到里长造册一词，还有下文：“人死六分，掉有四分，实难矣，好怕人年景也！”晋城县志说“光绪三年（1877），人死十之六七，甚者达十之八九”简直就是世界末日了。可谓十室九空，家破人亡，白骨毙于野，百里无鸡鸣“牛马鸡犬皆被食尽”焉来鸡鸣抑或犬吠乎？里长能不重新造册，以为官府厘清征赋敛税对象之花名哉？
里长者，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负责掌管户口、赋役之事。秦、汉两朝沿用之。以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每里置里正一人。后世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专政，在县级以下设立乡和里，其中一“里”单位的长官为里正。北宋政权建立以后，就差派乡村的地主绅士等当里正、户长和耆长。里正、户长负责“课督赋税”耆长则专司“逐捕盗贼”再以里正为衙前，故又称“里正衙前”明代改名为里长，并以110户为一里。总之，这些乡村最基层的小吏，其职责有二：一是榨取钱物；二是弹压农民，当然也负有一方平安之责。杜甫兵车行云：“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里长在中国目前只存在于台湾地区，是台湾特有的村级领导。相当于大陆的村党支部书记或村长。
推想里长重新造册时的心境，该是何等悲伤与复杂。大难不死，劫后余生，十之六七甚而十之八九的熟人熟面纷纷逝去，留下衰败、冷清与隐隐约约的呜咽。天不恤民，孰之罪？地不体仁，曷之责？就算觍脸厚颜吃拿卡要的里长，也希望桑梓富庶... -->>
2010年夏，因老来怀旧，不能自已，常常梦返故里，便频频回到老家－－－泽州县长河源头的中村村，寻觅童年、少年时的伙伴儿及曾经生活之足迹。往事如昨，历历在目，在与朝如青丝暮成雪的白发老人们闲聊中，有幸找到一本族人祖上传下来用毛笔抄写在棉纸上的祈雨底账，题款为“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立－－－中村公所段世昌续謄”于既喜出望外又诚惶诚恐中仔细翻阅这一位位有心人留下来的亲笔卷帙，不但字迹工整娟秀，而且文笔简洁笃实。所记录的内容囊括了从乾隆四十八年至民国二十四年，亦即1784年－－－1935年绵延150年几代村人亲身经历以祈雨为主要见闻的鲜活史实。其中一段关于蝗虫肆虐为害乡民的记载，让人感叹唏嘘，不忍卒读。由此记起段永魁的爷爷段兰生老人亲口对我等说过的“我爷爷说过，同治、光绪年间，又是蝗虫又是旱灾，颗粒无收，人吃人啊，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尸首都停放在南坪、南岸的地里，肚子鼓得圆圆的人都是吃了白岸土，拉不出来撑死了，活着的人无力去埋葬，站在村边儿看得清清楚楚”云云；想起母亲因闹蝗灾颠沛流离、逃荒要饭、吃糠咽菜的恓惶岁月，尤其是那稀溜滚烫的榆皮面糊糊，令人呕哕掩鼻的枕头糠炒面，因而落下吐酸水的老毛病，最后酿成胃癌不治之症而含恨辞世。联想到那么多乡亲前人在灾荒面前束手无策，纷纷倒毙，知有今日，该作何想？作为后人与儿子的我，睹此记载，白日食无味，夜梦泣惊魂，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该文中是这样叙述的：
“凤台河南只隔一山。古人有云，冰雨不下山，蝗虫不上山。同治初年以前，二百余载蝗虫上山一次，广吃田禾，不知多寡，无可考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九日，飞蝗入境，从东而来，忽然神岭、沟西、甲蚂蚁沟俱各甚多。卅日，沙疙瘩、红土圪尖、上河吃有田亩三四十亩。七月一日四面通有，满天乱飞，无法奈何。大社恭设牌位，四面祭献，又吃田禾三四顷。家家到地设立牌位，焚香敬献。男女幼童擅入地内，手拿竹竿好打几天。集上米价钱七百二十文，麦价钱五百八十文，茭子价钱四百五十文。此后三集无人出粜。七日顺东南而去，本境方圆还有，不大要紧。至七月十二日一通竟断，人心稍安。八月初间，又有蝻子入境，谷有七分之成，家家割谷连割代担，抢回家去，仅仅糊口。小麦未种，十月间地冻草枯，方可种麦。种麦以后，蝻子又吃三次。及至同治二年，人说蝻子又有。人心惶惶不能言说”
“光绪三年遭逢大旱，年景不好。阳城县东半县全无收成。秋收以后，阳城县卖女人天天来不止，三十五十无人所要。若有所要，人价一顿牛肉灌捞饭，人口饿死大半。际斯境也，处斯时也，人心难以为情也！遇此以后不知有命否？集上米价一千二百文，二月一千五六，三月两千一二，四月两千七八里长另为造册，人死六分，掉有四分，实难矣，好怕人年景也！”
“光绪十四年遭逢大旱光绪十七年又遇大旱，村中人心惶惶无有收成，真来无法可也。”
文中提到的“神岭、沟西、甲蚂蚁沟、沙疙瘩、红土圪尖、上河”等等都是村西庄稼地的名字，我小时候不知多少次跟着父兄长辈们去那里拾麦、割草、犁地、锄谷、熏肥、杀玉茭，谁知原来这里竟发生过如此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天灾浩劫。随后我查阅了地方志书等官方有关资料，证实了祈雨底账中的记载，一一如实，确凿无疑。所谓蝻子，就是蝗虫的幼虫；所谓光绪三年，就是人吃人的代名词。
据晋城市志载：“公元1862年（清穆宗同治元年）六月，境内飞蝗遍野，遮天盖地，所到之处，庄稼几乎被食尽。阳城知县征廉（汉军镶白旗人），组织百姓捕捉蝗虫，按斤奖赏。陵川知县杨光海设局收蝗虫。”
“同治六年春，凤台旱，小麦无收成。”
“公元1877年（清德宗光绪三年）是年，遭受特大旱灾，小麦无收成，秋庄稼不能下种，下种者干枯而死，颗粒不收。民大饥，一斗米值钱2500文，一斤面值钱140文。初则卖儿卖女，牛马鸡犬皆被食尽，继则挖草根剥树皮以度日，甚至研石为粉，和土充饥。树皮既尽，野草不生，出现人吃人的惨象。不分贫富，一律啼饥，饿殍遍野，人口死亡率达十之六七，严重的地方达十之八九。朝廷下诏蠲免赋税，调粮拨银赈济，也无济于事。”
“公元1943年，晋城县遭蝗旱大灾，麦苗枯死，树皮草根皆食尽，人口比战前减少10万多（抗战前是29万人）。高平县春夏无雨，蝗虫遮天盖地，夏粮全部被毁，秋粮几种几毁，致使百姓饿死、冻死、逃荒出走10万余人。”
据晋城县志载：“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六月，凤台飞蝗遍野。”
“同治六年（1867）春，凤台旱，小麦无收。六月，凤台见雨始下种，秋禾收成减半。”
“清德宗光绪三年（1877），是年大旱，小麦无收，秋稼难种，民大饥，斗米2500文。人死十之六七，甚者达十之八九。”
“民国32年（1943）是年，晋城县遭蝗旱大灾，麦苗枯死，树皮草根被食尽，境内只有19万人，比战前减少10万人。”
又据阳城县志载：“光绪三年（1877）罕见大旱。连续三年灾荒，人口由30万减至7万。”
到此为止，随便选出几个词语来，都是令现代人毛骨悚然，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如飞蝗入境、饿殍遍野、里长造册、卖儿卖女等等。
先来说说蝗虫：蝗虫是蝗科直翅目昆虫，全世界有超过上万种，在我国就有三百余种，如东亚飞蝗、稻蝗、竹蝗、意大利蝗、蔗蝗、棉蝗等，是农业和林业的主要害虫。其广泛分布于热带、温带的草地和沙漠地区。蝗虫的起源与其某些种群的灭绝，科学上至今仍不甚明了因由。百姓之所以称为蝗虫，是因其“吃皇粮”而得名。因为很久以前，蝗虫掠过国家储粮的仓库把粮食全吃了，人们觉得它是吃皇粮长大的，所以叫蝗虫；亦说蝗虫就是虫子们的皇上，因为它繁殖能力极强，对农作物的破坏力极大，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天马行空，莫可奈何，故名。
蝗虫的生活习性很有特点，主要是（1）它有集群而居的习性；（2）它有极强的繁殖能力；（3）它有多食性，也就是它能吃很多种植物；（4）它的飞翔能力很强；（5）它的卵深藏于地下，难于被破坏。当蝗群处于一定密度时，蝗虫会排列成行，开始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犹如统一行动，进入近邻的栖息地，并让越来越多的蝗虫加入进来，最终成为遮天蔽日的巨大蝗群。蝗虫数量之多，生命力之强，在昆虫界为罕见。能栖息在各种场所，在山区、森林、低洼地区、半干旱区、草原分布最多。在严重干旱时常会大量爆发，对自然界和人类形成灾害。蝗虫在我国有的地区一年能够发生夏蝗和秋蝗两代，在24c左右，蝗虫卵约21天即可孵化。近几年来非洲几次大蝗灾也都与当地的严重干旱相联系。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蝗虫是一种喜欢温暖干燥的昆虫，干旱使蝗虫大量繁殖，迅速生长，多的时候可达每平方米土中产卵4000～5000个卵块，每个卵块中有50～80粒卵，即每平方米有20万～40万粒卵。同时，在干旱年份，河、湖水面缩小，低洼地裸露，也为蝗虫提供了更多适合产卵的场所。
蝗灾，是指由蝗虫引发的灾变。根据我国几千年来史籍的记载，造成农业上毁灭性灾害的蝗虫，主要是飞蝗。一旦发生蝗灾，大量的蝗虫会吞食禾田，所到之处，靡有孑遗，使农业及农民遭受灭顶之灾，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以致因粮食奇缺而发生大范围饥荒。蝗灾与水、旱灾害常接二连三，交替作祟，一直是严重威胁我国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生活的三大自然灾害。蝗虫极喜温暖干燥，蝗灾往往和严重旱灾相伴而生，有所谓“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科学家认为，在某一自然环境中偶然聚集的蝗虫后腿彼此触碰，可能导致其改变习性，开始群体生活，其成员以同一方式大量增加，进而形成蝗灾。蝗灾是世界性的灾变，而且渊远流长。中国历史上迭起蝗灾，受灾区多集中于华北地区，苏、皖、鄂等省亦有分布，严重时可遍及整个黄土高原。据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时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
中国古代对蝗虫认知不多，故有“蝗神”、“神虫”的说法，又有“蝗鱼（虾）互化”之说。蝗灾的发生，自然因素是主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乃人为因素。蝗虫必须在植被覆盖率低于50％的土地上产卵，如果一个地方山清水秀，没有裸露的土地，蝗虫就无法繁衍。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历代史书都对蝗灾有详细记载，各类文学作品中也多有描述。甲骨文中的秋字，就是一个用火烤蝗虫的象形字，原因可能是秋天把抓到的蝗虫用火烧掉，作为一种灭蝗措施；或是把蝗虫烤熟后食用，是一种饮食习惯；当然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诗经？小雅？大田里也有关于治蝗的诗句：“去其螟螣（螣即蝗虫），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方法就是用火烧蝗虫。
笔者中村所传祈雨底账上记载蝗虫为害的区区550个字，佐证了市、县志书上历代史官之忠实记载，为研究当地农业生产演变发展、构建现代良性生态环境、长期有效地预防蝗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再说说饿殍遍野，笔者虽未亲历过此等恐怖，却间接地领略过其森然。文章一开始提到的段兰生老人所说的南坪、南岸停放死尸之事，笔者童年时、即上世纪五十年代跟随父母或小队长上地时，每当路过那里，总要看见塄边堰外所谓的船塘圪廊处，一溜散落着的骷髅骨架，尤其是那一个个残缺不全的脑瓜盖儿，两只黑洞洞的眼窝煞是吓人，心蹦蹦地跳，晚上老做噩梦。大人们说是蝗旱灾年饿死的人，顾不上买棺材下葬，就在南坪、南岸路边儿的高塄土壁上打个洞，草草一埋了事。因为绝了后代，断了香火，遗骨成了孤魂野鬼，年长日久故而裸露出来。遇到太平之年，有地方官员还要正儿八经地设醮撰文，宣读祭奠亡灵孤魂文以及葬枯骨疏，大概是“礼详月龄，具垂掩骼之文；辞按离骚，尤重招魂之句。盖所哀者民命，其可后于天时？爰收暴露之遗，俾反措安之兆。且希同志，共赞阴功，可为矜恤，当共瘗埋，庶为亡魂，一同薦拔。”云云。甚至每于蝗虫入境时，亦要有模有样地设坛祭拜。元初凤台县状元大儒李俊民，就曾为泽州长官段直撰写了不少祭文和疏祝，后人编辑的庄靖集里，就收集了多篇这种文字。
说到里长造册一词，还有下文：“人死六分，掉有四分，实难矣，好怕人年景也！”晋城县志说“光绪三年（1877），人死十之六七，甚者达十之八九”简直就是世界末日了。可谓十室九空，家破人亡，白骨毙于野，百里无鸡鸣“牛马鸡犬皆被食尽”焉来鸡鸣抑或犬吠乎？里长能不重新造册，以为官府厘清征赋敛税对象之花名哉？
里长者，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负责掌管户口、赋役之事。秦、汉两朝沿用之。以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每里置里正一人。后世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专政，在县级以下设立乡和里，其中一“里”单位的长官为里正。北宋政权建立以后，就差派乡村的地主绅士等当里正、户长和耆长。里正、户长负责“课督赋税”耆长则专司“逐捕盗贼”再以里正为衙前，故又称“里正衙前”明代改名为里长，并以110户为一里。总之，这些乡村最基层的小吏，其职责有二：一是榨取钱物；二是弹压农民，当然也负有一方平安之责。杜甫兵车行云：“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里长在中国目前只存在于台湾地区，是台湾特有的村级领导。相当于大陆的村党支部书记或村长。
推想里长重新造册时的心境，该是何等悲伤与复杂。大难不死，劫后余生，十之六七甚而十之八九的熟人熟面纷纷逝去，留下衰败、冷清与隐隐约约的呜咽。天不恤民，孰之罪？地不体仁，曷之责？就算觍脸厚颜吃拿卡要的里长，也希望桑梓富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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